整個19世紀對於當時落後衰敗的殖民地來說是壹個最壞的時代,資源被掠奪,主權被侵犯,人民被當做奴隸販賣到世界各地。但對歐陸帝國主義國家和北美洲耀眼的資本主義新星——美國來說,卻是最好的時代。泰山像是逃離工業文明的壹個異類,它更像是人類世界想重返世外桃源的壹個烏托邦美夢,可惜就算是田園牧歌,卻還是有外來者侵襲下的被迫流浪。
泰山作為壹個原始叢林裏被遺棄的人類孤兒,在猿猴的撫養下長大成人,但他的血統裏卻流淌著英國貴族的血液。這是埃德加·賴斯·巴勒斯在創作泰山這個人物的時候已經賦予的壹種文化身份。巴勒斯生活在帝國觀念盛行的年代。那個年代的泰山無疑是白人中心主義的,落後的非洲以及土著居民只能當做卑微的“他者”。
時過境遷,這種意識形態在大衛·葉茨的《泰山歸來:險戰叢林》中消失不見了。這次的泰山是幫助土著居民爭取民族獨立和個人自由的“救世主”,非洲叢林被美化成了人類童年的伊甸園,是壹種田園牧歌式的烏托邦想象,再也不會代表落後與愚昧。《泰山歸來:險戰叢林》在處理種族問題上顯得更加政治正確,塞繆爾·傑克遜和亞歷山大·斯卡斯加德的友誼,以及劇情轉折之處土著黑人居民幫助泰山戰勝殖民者,都證明了後殖民主義理論家霍米·巴巴所說的文化“雜糅”狀態,“雜糅”是壹種與文化霸權抵抗的策略。對於全球化的好萊塢來說,無疑安全又保險。
但泰山的這次叢林之戰真的是壹次反殖民的勝利?答案肯定是否定的。殖民與反殖民的宏大主題在影片中實際上被置換成了關於人性與正義的探討,克裏斯托弗·瓦爾茲飾演的伯爵成了帝國主義和殖民侵略的替罪羊,塞繆爾·傑克遜最後通過收集證物來控訴權力階層的斂財者,實現了對於資本貪婪者的法律和道德審判。這是好萊塢的慣常選擇,像是隔靴搔癢,實際上並沒有真正觸碰到殖民與反殖民的問題核心,作為壹種噱頭,它滿足了觀眾的期待,也間接地告訴文化批評者,“看,我們有在反思。”然而,該片多元文明的繁亂程度也可能令部分觀眾小規模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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